艺术与交往的互动
2011-04-21 12:01:33   来源: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朱康有    点击:

  ——白谦慎先生论傅山的“应酬书法”

  在看到美籍华人白谦慎所著《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及《傅山的世界》时,我脑海里闪现过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大作。余英时在此著的自序中说:“我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当然,证据,尤其是历史的证据不仅面临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的不断拷问,而把有限证据塑造出的一个历史世界与主人公的议论、活动联系起来,更需要合理地推断,以再现当事人的心灵独白。其中的断决难度之大,占有材料之丰富,非作者之亲历而不能苦尝。苦尽却甘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时代空间。我在白先生的著作中也领略到了这种气息。白先生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傅山交往和应酬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交往与艺术的互动关系,权且将读书笔记整理如下:

  “应酬书法”的交往基础

  白先生认为,人情酬酢与间接的买卖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他下定义指出:“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以视为应酬作品。”[1](P86)那么,应酬作品有哪些功能和特征呢?“很多的应酬作品是用来进行人情交换、维系关系的,并无当下直接的经济动机。而这种使用艺术品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1](P116)如果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傅山草书作品的风格,而且还有它们的社会背景和功能的话,我们必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傅山的草书立轴是应酬之作。“应酬”的“应”是对某种需求或期待的“回应”;“酬”则带有“报偿”或“酬谢”之意。应酬一语点出了书写者和受书者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互惠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是以“报”为其道德基础。正如《礼记》中指出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2](P271)

  显然,这种人情酬酢建立在交往基础上。傅山的交往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1)和清政府中一些同情明遗民的官员不仅交往甚密,并且还一直主动地维持着这种关系;这种交往固然有情趣相投的因素,但似也不应完全排除明遗民们出于借助这些清政府官员的权力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的考虑来维持这种关系的可能性。[1](P18-19)从清初至去世,傅山始终都和一些仕清汉族官员(包括由明降清的“贰臣”和入清后才走上仕途的官员和汉旗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并得到他们的照顾和保护。没有那些仕清汉族官员的帮助和保护,傅山能否度过清初那最艰难的时期都成为问题。对一些仕清汉族官员来说,保护明遗民,多少补偿了他们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出仕一个异族政权而造成的愧疚。帮助困境中的明遗民,成全他们的气节,是多数良心未泯、善意尚存的汉族官僚的愿望。顾炎武在山西、陕西和孙奇逢在河南都曾受到当地汉族官员的照顾,他们的学术活动也都不同程度上得到他们的赞助。[1](P47-48)这些都是清初明遗民学术文化活动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条件。[2](P194)虽和仕清的汉族官员关系密切,但在交往中,“华夷之辨”的大原则并未放弃。[1](P38)在以往的傅山研究中,傅山作为明遗民反清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但傅山和清朝官员的交往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1](P46)(2)和学界同仁的交往。以傅山为核心人物,清初山西学术圈的关键人物有顾炎武、潘耒、阎若璩等,还有外界文人的参与,如屈大均、申涵光、李因笃、朱彝尊等。许多遗民把自己的精力投入研究历史和经典,探讨历史兴衰规律,维护汉族的文化优势和种族身份,以期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恢复汉族的通知。傅山和这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卓越学者、文人的交往,使得他得以获知新的讯息并置身于学术的前沿。研究当时的山西学术圈,有利于阐释清初学术思想的转向对当时的书法、特别是傅山的书法创作及其书论所产生的影响。[2](P190-195)(3)傅山不光要应酬官僚、文人、乡绅们,他有时也为乡里的人们写字。乡里人没钱买傅山的字,也不能如有权势者,可为傅山提供保护和种种方便。但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些帮助,在乡里的纠纷中,表示自己的同情,通风报信,使这位旧王孙感到亲情,不觉得孤独无助。[1](P90)

  人本质上的社会性,使其需要关系网,有求于人而又被求于人,烦固然是烦,忙也确实是忙,累也肯定很累,但人们在忙碌于这种关系网中谋得生存所需物品的同时,也获得安全感、温暖和存在的意义。尘世的庸俗只不过是它的一面,有时并不是主要的一面。这也难怪傅山在书写了大量的应酬书法后慨叹道:“这为世情难决绝。”他在许多诗中谈到,为了生存、为了那难以割断的世情,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书写应酬书法。[1](P119-120)傅山后半生写给朋友的信札反映出他对一些友人又爱又怨的矛盾心情。酬应一二知交本不成问题,可知交们也有知交,有亲友,这样的关系网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托人,人欠人的人情,往复循环,没完没了。名声大了,应酬必多,应酬多了,就忙,整日为还不尽的人情奔波忙碌。无可奈何之中,傅山常会发一些坦白得有些玩世不恭的感叹:西村住一无用老人,人络绎来不了,不是要药方,即是要写字者;老人不知治杀多少人,污坏多少绫绢扇子,此辈可谓不爱命、不惜财,亦愚矣。[1](P100-102)时人所说“畏人甚畏虎”——这正是傅山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1](P143)而实际上,这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密切关联。在传统的家族之内,亲疏内外有具体的规定,也因此有相应的交往和应酬方式。宋元以后的书仪、日用类书等对此常有极为详细的叙述。由家族而扩大至社会,在中国人的朋友圈子里,也有一种类似的编码方式。它的社会编码系统虽不如家族血亲之间的关系与义务的规定那样严格清晰,但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循。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和熟悉与这编码相关的行为方式。在中国成语中,描写各种各样的友谊的成语格外多,描述十分细微。在《汉语成语辞典》中,以“交”字为词尾、关于人际关系的成语多达二十余个,如“总角之交”、“再世之交”、“患难之交”等。这种语言反映出中国人对朋侪关系的高度敏感,以及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语言来将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分类,并对相应的行为方式所抱有的期待。[1](P117-118)

  对“应酬书法”的质量评判

  在应酬书法中,有其他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一件作品的最后完成。如彼时心境如何,交往时间的长短,介绍人为谁,手边现成的材料,是否有求于对方当下的回报,对方的书法鉴赏水平,一般大众对他的期待等等,都会给应酬作品的创作以影响。一件应酬书法作品的完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它的创作是在基本的文化行为模式的规定下,遵循着其具体情景中所产生的特殊的“情景逻辑”而展开的。[1](P118-119)一些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书风上却差异很大,这恰恰说明了文字内容有时对书法风格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因素,诸如时间(是紧促还是悠闲)、材料(是绢还是纸)、装裱形式(是屏条还是手卷、册页)、场合(是当众表演还是独自挥毫),都会影响书法家对某种书风的选择。而这种对书法风格自觉的选择,而非性情自然的流露,都可以被视为中国书法风格中的一种“修辞”。[1](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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